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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州历代辞赋作品考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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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发表于 2019-8-2 12:39:35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        辞赋是中华国学之经典,是中国独特的文学体裁。在两千多年赋文学史上,辞赋作品浩如烟海,艺术成就光彩夺目。徐州地区自古以来文学兴盛,辞赋创作代不乏人,它的文化价值和文献价值不可忽略。但因作品不够普及,人们熟知的篇目较少,其文学成就一直没有得到重视,艺术魅力也不被世人广知。梳理徐州地方辞赋文化,辑录前贤辞赋作品,尤其是抓紧抢救和搜集整理民间文献中的明清两朝手稿,不仅有利于国学文化的传承,有利于爱国爱乡思想的弘扬,对充实和丰富徐州文史资源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。本文拟结合中国文学史和民间文献研究的相关成果,考察建国以前徐州辞赋创作与存世情况,旨在彰显辞赋艺术魅力,显扬地方文学成就,使辞赋更好地为经济服务,为人民服务,为社会主义优秀文明的推进服务。
        一、徐州赋文学发端与汉赋创作
        关于中国辞赋的渊源,大致有诗源说、辞源说、综合说多种。今天赋学界在立足众说的基础上,普遍认同“赋兼众体”,即辞赋兼综《诗经》的雅义、《楚辞》的夸饰,以及战国纵横诸子的排宕。但就徐州辞赋发端来看,主要还是受楚辞体的影响最大。
        徐州作为西楚故都,深受楚风浸润。随着汉王朝的建立,以“兮”字句为特色的楚歌,影响遍及全国各地,以至于有人认为汉文学实质上就是楚文学,汉赋是它的典型表现。同时,徐州北雄南秀的地理环境,兼容并蓄的民风民俗,南北文化在此交汇,使得早期辞赋作品也兼受北方诸子散文,尤其战国纵横家说理文的影响。从徐州汉赋创作中,即可看出以上特点。
        先秦时期,徐州辞赋作品暂无发现。汉朝立国后,以陆贾为首的文人集团运用辞赋抒发情志,引领汉文学发展的同时,也为徐州辞赋创作揭开了序幕。赋作为汉代“一代之文学”,几乎垄断了两汉四百年文坛。徐州作为汉文化发祥地,两汉文化看徐州,徐州的汉墓、汉兵马俑、汉画像石作为民族印记,早已蜚声中外。徐州汉赋的文学创作成就,在中国赋学史上也占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。《汉书艺文志》录赋1004篇,其中徐州辞赋137篇,即陆贾赋三篇、朱建赋两篇、宗正刘辟强赋八篇、淮南王刘安辞赋八十二篇,阳城候刘德赋九篇、刘向赋三十三篇,接近总数七分之一。另有刘歆赋三篇,托名司马季主的《隐迷赋》一篇。其创作数量颇为可观,艺术成就也各不相同。
        《汉书艺文志》分赋为“屈陆荀杂”四派,其中一派即以陆贾为尊,并把朱建、刘辟强、枚皋、司马迁、扬雄等21家274篇赋作皆纳入陆赋之属。《文心雕龙才略》:“汉室陆贾,首发奇采,赋《孟春》而选典诰,其辩之富矣。”可见陆赋在当时的影响。《孟春赋》是陆赋仅存之目,惜无流传。后人论陆贾赋,如刘师培认为乃“骋辞之作”,“其源出于纵横家”。但是陆贾本楚人,作赋亦有楚声。今人通过对陆贾《新语》辞韵的研究,认为陆贾辞赋当更是直承屈宋,多得先楚辞赋的沾溉熏陶,非徒纵横辞说而已。
        平原君朱建赋二篇,宗正刘辟强赋八篇,风格与陆贾接近,偏重辞说,今皆亡佚。
        刘安、刘德、刘向三人赋作一百二十四篇,《汉书艺文志》归入屈赋之属。
        淮南王刘安,汉初文学集团的领袖人物。据《汉书》本传:刘安受命写《离骚传》,“旦受诏,日食时上”,可见他对楚辞的熟悉程度。《艺文志》称“淮南王赋八十二篇”,应该也是传承了楚辞的精髓。今存《屏风赋》一篇,另有《熏笼赋》残文三句。
        阳城候刘德,宗正刘辟强之子,少修黄老术,有智略,武帝谓之千里驹,宣帝时厚封为阳城侯。刘德赋九篇,亦佚。
        刘德之子刘向,著作有《七略》《别录》《列女传》《新序》《说苑》等,同时他还对《楚辞》进行了编纂整理。《汉书刘向传》:“宣帝循武帝故事,招选名儒俊才置左右。更生(刘向原名)以通达能属文辞,与王褒、张子侨等并应对,献赋颂凡数十篇。”《艺文志》称“刘向赋三十三篇”,流传至今最完整的是《九叹》。章樵《古文苑》存刘向《请雨华山赋》残文237字,多为无法贯通的字词。题注云:“此文阙讹难读,姑存其旧,以俟识者。”可见错讹之甚。严可均自《文选注》辑得《雅琴赋》七条、《围棋赋》四条,仅存数语。《太平御览》引《别录》佚文,提及刘向赋作还有《芳松枕赋》《合赋》《行过江上弋雁赋》《行弋赋》《弋雌得雄赋》《麒麟角杖赋》等六篇,但只有篇目,没有内容。其他史志、目录等书均未见其著作。
        刘向之子刘歆,“少以通诗书,能属文,召见成帝,待诏宦者署,为黄门郎。河平中,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,讲六艺传记,诸子、诗赋、数术、方技,无所不究。”(《汉书》本传)刘歆的赋作,《汉书艺文志》中没有著录,今存《遂初赋》《甘泉宫赋》《灯赋》三篇。《遂初赋》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纪实性的纪行赋,《甘泉宫赋》《灯赋》仅存残文,题旨已不可知。
        司马季主《隐迷赋》仅见南宋廖中《五行精记》,讲的是命理之事。从引文来看,多有七言诗句和骈句,应是后人所附会。
        二、魏晋至元明期间的徐州辞赋创作
        魏晋南北朝时期,徐州文学彬彬,撰著宏富,灿然光于史册,然流传至今者不足十一。永嘉之乱后,汉族政权偏安江左,文化重心也随之南移。彭城绥舆里刘氏颇多文学爱好者,如江夏王刘义恭(刘裕第五子)赋四篇:《感春赋》《华林清暑殿赋》《桐树赋》《白马赋》。临川王刘义庆(刘裕之侄)赋三篇:《箜篌赋》《鹤赋》《山鸡赋》。宋孝武帝刘骏(刘裕之孙)赋两篇:《华林清暑殿赋》《伤宣贵妃拟汉武帝李夫人赋》。其中刘义庆赋三篇,各存残文六句,由严可均自《艺文类聚》等书辑出。但就现存的几句来看,亦可发现文字相当华美。
        另外,渡江南下的彭城安上里刘氏、武原到氏,都是南朝文学家族中的佼佼者,其家族成员刘孝绰、刘苞、刘孺、到沆、到溉、到洽等人的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成就,在南朝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。史载刘孺有《李赋》一篇,“孺少好文章,性又敏速,尝于御坐为《李赋》,受诏便成,文不加点,高祖甚称赏之。”(《梁书》传第三十五)到沆“著诗赋百余篇”(《梁书》列传第四十三),皆佚。仅刘孝绰之弟刘潜(字孝仪)《叹别赋》一篇存世(《全梁文》卷三十三)
        北方文学在十六国与北魏前期极度衰微。直到魏孝文帝太和改革之后,北朝文坛开始复兴。此前未曾举族南迁的彭城丛亭里刘氏,以其卓越的门望和家学显贵于北朝。著名的经学大师刘芳即生活在这一时期。刘芳的侄子刘懋,聪敏好学,博综经史,“诗诔赋颂及诸文笔,见称于时”(《魏书•刘芳传》)。北魏分裂后,东魏、北齐占据北魏时代文化最为发达的黄河中下游地区,人文荟萃,因而文学领先于位居关陇的西魏与北周。由于南方文学对北方文学影响力的扩大,北地文人开始自觉仿效南朝名家,表现出在模仿中求新求变的共同趋向。刘芳之孙刘逖,早年好游猎,后发愤读书,“留心文藻,颇工诗赋”(《北齐书•文苑传》)。刘逖所制诗赋及杂文文笔三十卷,今亦无存。
    北周刘璠有《雪赋》一篇。刘璠,沛国沛县人,本在南朝为官,因梁州失陷,沦入北朝,“尝卧疾居家,对雪兴感,乃作《雪赋》以遂志云。”(《周书》列传第三十四)《雪赋》今存正史中。
        隋唐以后,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,诗赋创作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。然因南北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制约,徐州文学创作成就开始式微,以致“地望渐卑,人物渺然。”董诰《全唐文》收录唐赋544家1622篇(不含敦煌赋),其中或籍贯彭城者,或郡望彭城者,仅得刘知几赋三篇、刘禹锡赋十一篇。
        刘知几,字子玄,彭城丛亭里人,长于史学,所著《史通》二十卷,为史学史之重要著作。刘知几赋三篇:《思慎赋》《韦弦赋》《京兆试慎所好赋》,俱见《全唐文》。洪业曾就此三篇予以考定,认为《韦弦赋》《京兆试慎所好赋》的风格与《思慎赋》并不相同,且《韦弦赋》并不避刘知几父亲的名讳,加之刘知几并非应京兆试,且当时未以赋为科考方式,试赋亦并未限用八韵,故《京兆试慎所好赋》绝非刘知几应试之作。詹杭伦认为:《韦弦赋》《慎所好赋》二篇,《文苑英华》未署作者,《历代赋汇》俱作阕名,《全唐文》盖涉前首《思慎赋》而将此赋收归刘知几名下。然因时久事远,真正的作者已经无法确定,兹从旧说,收录徐州赋中。
        刘禹锡,字梦得,其先为中山靖王刘胜,《旧唐书》作“彭城人”。刘禹锡赋十一篇,《问大钧赋》《砥石赋》《楚望赋》《伤往赋》《何卜赋》《谪九年赋》《望赋》《山阳城赋》《秋声赋》九篇见《刘宾客文集》。《三良冢赋》《平权衡赋》二篇见《全唐文新编》。
        另外,五代时徐州人张沆,“少力学,攻词赋,登进士第。”(《旧五代史•周书•列传十一》)曾为后唐秦王李从荣作《南湖厅记》,显名一时。其赋作今不存。
        北宋一朝,目前尚未发现本土辞赋作品流传。熙宁十年,苏轼曾作《快哉此风赋》。据赋序称:“时与吴彦律、舒尧文、郑彦能各赋两韵,子瞻作第一第五。”吴彦律时监徐州酒税,舒尧文为州学教授。郑彦能,即徐州人郑仅,后来中进士第,历官至吏部侍郎、知秦州,《宋史》有传。苏赋今存个人集中,郑仅分韵之篇已佚(《全宋文》存郑仅疏奏七篇)。次年,黄楼修成,苏辙、秦观各献《黄楼赋》,州人陈师道作《黄楼铭》。虽然苏轼兄弟及苏门四学士俱善辞赋,然而与之交游的陈师道未得赋名,《后山诗文集》亦无赋存。
        南宋李处权,丰县李淑曾孙,后家于溧阳。李处权生前曾编手稿,名为《崧庵集》。其自序云:“五十年间作古赋五,古诗三百,律诗一千二百,杂文二百,长短句一百,平生之力尽于此矣。”《崧庵集》久佚,清四库馆臣据《永乐大典》辑为六卷,存赋四篇:《乐郊赋》《梦归赋》《梅花赋》《悼亡赋》。
        金朝正大年间彭城人张介,“幼有赋声,为人有蕴藉”。然张介以经义中举,即“正大元年经义第一人”(《中州集》卷八),其赋作今无存。
        明代因受朱程理学的影响,科举只考经义。但辞赋并非只为应试而作,此期仍有不少辞赋作品出现。如萧县王之麟,早岁入黉序,风骨佼佼,“善鼓琴,工诗赋,书画无不精妙”(《嘉庆萧县志》卷十三)。丰县崔连云,字云横,邑学生,“工诗赋古文辞”(《乾隆丰县志》卷八)。渠澄清,字允洁,明朝东迁渠氏古丰支第七世,生活在万历年间,诗文赋皆佳,今存《养晦斋赋》一篇。
        三、徐州清赋创作及存世现状
        清代去今未远,辞赋作品保存最多。马积高《历代辞赋总汇》辑录清赋4810家19499篇,其中徐州籍作者作品仅四篇,即阎尔梅《崆峒山赋》、万寿琪有《莺粟花赋》、吕瑚《芒砀云气赋》、周祥骏《长江赋》。诚如编者在《前言》中所说,因受当时条件所限,方志文献利用存有地域局限,“只对明以前的总集、别集及我们所能找到的部分地方志所载的辞赋作品,作了广泛的全面的收集。”至于徐州地方文献,基本没有征引。
        清朝科举虽以经义为主,但地方考试间考律赋。尤其乾隆、嘉庆、道光三朝,清赋创作最为活跃,从皇帝命题的制科考试到乡间私塾的日常训练,无不以律赋为主要内容。同期,辞赋理论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,如《赋概》《赋话》《赋则》《赋苑卮言》《赋学仙丹》《赋学指南》等数十种理论著作,指导人们如何作赋。受当时社会环境和科举功利等因素的影响,徐州士子从事辞赋创作,享有赋声赋名的人不胜枚举。今据赵明奇教授《徐州古方志丛书》相关记载摘录如下:
        铜山韩维溶,字我容,“喜诗赋,见赏于学使张廷璐”。张薰,字赓南,张鹤鸣五世孙,岁贡生。弟元,字易斋,诸生,“俱有隽才,工诗赋,人称二张”。张松友,字鹤年,岁贡生,“尝作《黄楼赋》,才藻倾动一时”(以上民国《铜山县志》卷五十二)道光十二年十月上浣,张松友八十大寿,孙运锦为撰寿文(《赤松堂张氏族谱》),《黄楼赋》今尚未见。
        孙运锦,字绣田,性颖悟,诗赋冠绝一时。“十六岁后,学作经义、律赋,诗非应试体不作”、“操觚而日试万言,叉手而赋成八韵”(《垞南诗草•自序》)。孙运锦早年游学淮扬,曾应试《元龙百尺楼赋》一篇,被学正周系英誉为“江北第一人,翰院中指不多屈。”周系英还说:“吾门中得人最盛,而君与顾君元熙尤为称首。独蹭蹬如是,安知非天之老其才以厚其蓄耶?”(王翊清序《垞南诗草》)。在这里,周系英把孙运锦与号称“清代律赋四大家”之一的顾元熙相并论,可见孙运锦辞赋功底深厚。然而其科场不顺,中年以后绝意功名,以诗文自娱,赋作品今尚未见。
        王嘉诜,字劭宜,《民国铜山县志》主纂。“诗赋词章,功底深厚”。(赵明奇《王嘉诜与<养真室集>》)
        丰县蒋兆逵,字达夫,道光己酉科拔贡,“学博才高,工楷书,善词赋”。(《光绪丰县志》卷九)
        沛县朱锡藩,字翰卿,嘉庆癸酉选拔,“学问精博,工书,诗赋尤擅长”。叶崇嵋,咸丰时贡生,“其生平学问,长于诗赋”。(《民国沛县志》卷十三)
        睢宁葛覃,字芸圃,增广生,“穷经积学,诗赋文字俱有根柢”。邱泽霖,字子雨,其赋“端庄流丽,灵气往来”。邱园荻,字天植,“旁通诸家,喜为诗词歌赋”。魏晟,字仲季,“著有《谦山诗文赋抄》四卷”。(《光绪睢宁县志》卷九、卷十六)
        邳州窦鸿遵,字东年,光绪丁亥恩贡,注有“《漱芳斋诗草》《徐州咏古赋》四百篇”。(《邳志补》卷二十二)
        砀山邵佐,康熙十一年拔贡,“幼聪慧,遇书一览辄解,长而能文,善诗赋”。吕瑚,字夏珍,岁贡生,“年十五入庠,旋食饩,专攻诗赋”。(《乾隆砀山县志》卷十一)
        萧县吴甫,字杜陵,清初诸生,“所著骚赋、策论、铭赞,古奥秾丽”(《同治徐州府志》卷二十二)。任鸿烈长子任宝坊,字谨枢,“淹贯经史,为文笃好贾太傅,杂以六朝”;次子任增,字蔚岭,“长于诗古文辞”;三子任果,字確夫,著有《中子赋草》(《嘉庆萧县志》卷十二)
        以上诸人俱有赋名于旧方志,然因种种原因,他们的著述大多未能行世。目前,通过查阅馆藏或民间族谱、别集,已收集到的清赋作品如下:
        铜山万寿祺赋一篇:《莺粟花赋》。(《徐州明清十人文萃•步月》)
        毕翰赋二篇:《观菊赋》《云龙山赋》。
        毕庾赋一篇:《独乐园秋海棠赋》(以上《彭城毕氏宗谱》)。毕庾,字山令,万寿琪门人(见《隰西草堂集》)
        沛县阎尔梅赋一篇:《崆峒山赋》(续修四库全书《白耷山人文集》卷上)。关于《崆峒山赋》,民国张相文《阎古古全集》题作《崆峒山序》,他本俱题为赋。(《明清十人文萃•野望》)
        王定勋赋一篇:《蜣螂义有赋》(《柘亭乐府》)。王定勋,字和庵,博学嗜古。著有《云笠诗抄》及《柘亭乐府》。
        朱敬瑞赋八篇:《张子房圮桥进履赋》《若个书生万户侯赋》《为宰分肉赋》《友风子雨赋》《辋川别墅赋》《团扇赋》《闻喜宴赐红绫饼啖赋》《吴越王射潮赋》(朱敬瑞文集卷七)。朱敬瑞,字节卿,同治癸亥补辛酉拔贡,著有《梅影山房诗文集》。
        叶湘管律赋十五篇:《贺知章觞李太白赋》同题两篇、《华不注赋》同题两篇、《蛾子时术赋》《为长者折枝赋》《秋月赋》《雁字赋》《雪赋》《雪夜访戴赋》《朱陈村赋》《耕者九一赋》《以文会友赋》、《拟庾子山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》同题两篇。(《漱芳斋赋钞》)叶湘管,岁贡生,邃于学,以五经教授乡里,著有《漱芳斋诗文集》。(以上《民国沛县志》卷十三)
        封檠赋一篇:《南征赋》。(《天渊室诗文集》)
        张士举赋二篇:《瘸驴赋》《冷板凳赋》(祝佩若先生手书《文章集锦》)。张士举,贡生,同治时曾入京呈控,请剿办旧团(见曾国潘《查办湖团酌筹善后事宜折》)
        韩纯赋一篇:《鸦片烟赋》(《韩纯先生诗文全集》)。韩纯,字效文,敬安集人(时隶铜山),道光初年贡生,著有《韩纯先生诗文全集》。
        丰县李卫赋一篇:《西湖赋》。(《明清十人文萃•良心》)
        孙翔凤赋一篇:《汥洲园赋》(《恕堂诗抄》卷二)。孙翔凤,丰县城北褚庄(今属常店镇)人。附贡生,“精医术,求诊者踵接,无不应手奏效”(《同治徐州府志•人物传•艺术》)。有《恕堂诗钞》两卷。
        方文蔚赋一篇:《朱陈村赋》(光绪《续修丰县志》卷十三)。方文蔚,优贡,乾隆十年任淮安府学训导(《乾隆淮安府志》卷十)
        李荫苓赋七篇:《临文始愧读书少赋》《望雨晴亦佳赋》《卖剑买牛赋》《夜来风雨声赋》《天台仙子送刘阮还家赋》《朱陈村赋》《大泽湖斩蛇赋》(《李芝仙先生集》)。李荫苓,字芝仙,丰县襄田里李庄(今欢口镇李庄)人,两署赣榆县教谕,卒于民国十二年。
        睢宁周祥骏赋两篇:《周忠武公祠赋》《长江赋》。(《明清十人文萃•晚眺》)
        砀山吕瑚赋一篇:《芒砀云气赋》。(《乾隆砀山县志》卷十四)
        自两汉迄至民国,合计汉赋八家一百四十一篇,今存十篇,另有《孟春赋》等七篇存目,其余一百二十四篇无考。南北朝辞赋五家十一篇,另有刘孺《李赋》一篇存目。唐赋二家十四篇。宋赋一家四篇,另有郑仅与苏轼分韵所作《快哉此风赋》一篇存目。金元两朝辞赋无存。明赋一家一篇。清赋十六家四十六篇,另有孙运锦《元龙百尺楼赋》、张松友《黄楼赋》两篇存目。
        四、仕宦流寓作品及其文史价值
        除本土辞赋作品之外,徐州悠久的人文历史,秀美的山川环境,皆可入笔成文,为仕宦或流寓此间的文人墨客赋赞徐州提供了丰富素材。如白居易《汉高祖斩白蛇赋》,徐寅、杨维桢同题《斩蛇剑赋》,王棨《辕门射戟枝赋》《延陵季子挂剑赋》,孔平仲《战彭城赋》,苏轼《快哉此风赋》,苏辙、秦观同题《黄楼赋》,刘诜、胡元直、杨清寿、王士熙同题《歌风台赋》,王梴《与同轩赋》,贾壮《燕子楼赋》,刘星炜《驾幸云龙山赋》,郝继昌《水墨岩赋》,王伯方《拱翠堂怀古赋》,顾元熙《黄石公授张子房兵书赋》《吴季子挂剑赋》,还有历代文人反复题咏的《泗滨浮磬赋》《五色土赋》《沛父老留汉高祖赋》《圯上授书赋》《朱陈村赋》等等,都带有浓郁的地域性,都是本地山水风物的代言作。以上作品在成就作者文名的同时,徐州也因之名扬天下。
        另外魏晋时期的纪行赋,以其“因地及史”的重要特色,或记述与经历之地有关的人文掌故,或摹写经历之地的山水景观,且对社会现实有较多反映。如东汉繁钦《避地赋》:“朝余发乎泗州,夕余宿于留乡”,由泗往沛需经留县。西晋陆机《行思赋》:“乘丁水之捷岸,排泗川之积沙”,这里的丁水,即徐州地区的丁溪水。《水经注》:“溪水上承泗水于吕县,东南流,北带广隰高山,而注于泗川。泗水冬春浅涩,常排沙通道,是以行者多从此溪。”通过纪行赋中的相关记载,大致可以还原当时的徐州水道交通图,这是其文史价值,应予以重视。因此,这些作品也应视为徐州辞赋文化的一部分,加以利用和传承。
        五、弘扬徐州辞赋文化的方向和现实意义
        徐州赋学发展,折射徐州地区文脉盛衰。当年侯绍瀛监修《睢宁县志》时,曾有疑问:为什么徐州地区“教泽近乎邹鲁”,而“典章偏逊淮扬”?通过分析,得出的结论是:“屡决河防,秘籍悉沦洪水;叠罹兵燹,遗书半付烽烟。”(《光绪睢宁县志•艺文》)徐州因地域特征,作为百战之地,屡被兵灾;又是著名的黄泛区,经济文化一直欠发达。故而文学作品相对较少,能流传至今者更是弥足珍贵。徐州工程学院薛以伟点校《徐州诗徵》《续诗徵》,收录诗人779人,作品5038首。沛县张涛整理《徐州词录》,收集52家词2500余首。徐州辞赋数量虽不能与诗词比肩,但也绝不止目前所发现的这百十篇。明以前,应当也有遗漏,估计不会太多。明清两朝还有很多手稿尚未被发现,还有很大的增补空间。
        以上作品大部分散见各种书籍中,尚未经系统整合;另一部分仍以手稿形式存在,亟需抢救和保护。任何书写品或印刷品,在没有进入阅读视野之前,只能算作一个符号载体,还不是完形的艺术品。因此今后的工作,一边继续搜集整理,一边也要积极争取机会,让它们早日和读者见面,以彰八属文学遗风之盛。
        研究徐州辞赋文化,不能仅限于作品的文学范围,还应从大的文化传播意义上去看待。人们常说“盛世出辞赋”,只有太平盛世的政治文化气象,才符契辞赋“颂扬铺采”的创作机制。当前因受西方文化和网络文化的冲击,传统文化正经受着严峻考验,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守传统文化,坚定文化自信理念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:“文化自信是更基本、更深沉、更持久的力量。历史和现实都表明,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,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,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。”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,坚定文化自信的重大意义。
        辞赋所包含的历史典故、小学音韵、百家思想等等,无一不是我们国家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。复兴赋学,从某个角度来说,也正是在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,很多人受“疑古”“批古”思潮的影响,加之对科举制度的批判,难免对传统文化产生诸多误解和偏见。一个落后与贫穷的民族,谈不上以本土文化为荣,而引本土文化为骄傲者,必是昌盛之邦。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,恰恰就为辞赋这棵老树提供了再次绽放新花的优质土壤。辞赋因其润色鸿业、讴歌盛世的强大政治功用,正在重新焕发新的生命活力。收集整理徐州历代辞赋作品,全面系统地展现徐州赋学风采,让辞赋走进乡土教材,成为地方文化传承的一个载体,成为爱国爱乡的一种文艺形式,成为前世、今世、来世沟通徐州人的一座情感桥梁,这就是传承和弘扬辞赋文化的现实意义。
        参考文献:《徐州古方志丛书》《历代辞赋总汇》《徐州明清十人文萃》《清代律赋新论》《赋学微义》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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